郭伟民│关庙山一期:关于考古学文化陶器的认知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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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顺山集三期遗存   

   
房址中浅地穴式与平面起建式各1座。F1为浅地穴式房子,平面形状近椭圆形,面积7.5平方米,居住面外侧有一周小柱洞,门道朝南,灶坑位于房子内侧中北部,坑内残存陶支脚。灶类遗迹(Z)与狗坑均位于居住区房址附近,灶类遗迹位于房子附近的活动面之上,Z2灶台与烧结面并存,其余2座仅见烧结硬面,此类遗迹应系露天炊煮所用,烧结面因火烤而成。狗坑为整狗埋葬,与房屋建筑密切相关。

  A 古人住的是圆形窝棚,靠一根中心柱支撑

  (一)关庙山第一期及同类遗存陶器之异同

 

   
该期房址面积较一期大,其中F5面积达到22平方米,均为平地起建式,周围一圈柱洞,中部有1~2个中心柱。F3、F5中部均见片状红烧土堆积,残存陶支脚,F4中部残存一件可修复带鋬圜底釜。

修复后的陶灶,专家认为堪称“中华第一灶”。

  四、澧阳平原相关遗存

 

   
二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一期基础上有所扩大,跨过环壕,在环壕外侧形成专属埋葬区。两期发掘中,所获二期遗存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3座、墓葬70座、灰坑5座、大面积烧土堆积(ST)1处。

 

  《报告》表3-4-8对陶片器形的统计基本列出了一、二期重要堆积单位出土陶片的器形,显示二者之间器物数量的大致情况,结合报告对相关器物的报道,可以对器类进行初步统计,而一些特定器形的陶器,也可以作为器类来统计。如此,可将一、二期的陶器器类进行大致统计。一、二期均有的为圈足碗、竖条带圈足碗、圈足钵、圈足罐、白陶圈足盘、三足盘、圜底大盆、圜底罐、碟、圜底盘、釜、鼎、尊、器盖、器座、鼓形大器座、小口广肩罐,数量为17,列为A类;一期有、二期无的为圜底钵、刮衣陶釜,数量为2,列为B类;一期无、二期有的为圈足盘、彩陶圈足碗、豆、平底盆、平底钵、平底碗、曲腹杯、薄胎单耳杯、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平底罐、圈足甑、平底瓮、臼、草帽形大器座、支座、陶转盘、研磨器、纺轮,数量为22,列为C类。二者共有的器类,可以视为关联度或相似度较高,从上面的统计来看,几乎所有一期的器类,均可在二期找到可以对应的器物,所谓“一期有、二期无”的圜底钵和刮衣陶釜,实际上二期也有相似的形态。因此,在器类上,一期的风格都延续到了二期,一期与二期之间存在连续发展的逻辑关系,反映了二期对一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相似性和关联度。差异性方面,则指二期的一些器类与一期完全没有承继关系,而是新出现的器类,数量为22。从这一点看来,两期陶器在器类方面的差异性大于相似度。

   
环壕最先发现于遗址范围内采沙坑断面之上。随后进行大面积钻探,确认了其平面布局及尺寸,并依据钻探结果选取多个地点对其进行解剖发掘。环壕东西宽约230、南北长约350、周长近1000米,环壕内侧面积近75000平方米。北部地势最高,向南侧逐渐倾斜,最南端为赵庄水库,此处原为一条东西走向的自然河道,与壕沟组成一个封闭空间。
 
  
   
环壕最宽处位于北部靠近采沙坑处,宽达24米,普遍宽约15米左右,最深处位于最宽的北部,深度超过3米。从东段壕沟解剖情况看,壕沟底部较平坦,坡度较缓,外侧沟壁坡度较大,内侧沟壁呈缓坡状,坑洼不平,沟外堆积往往直接延伸至沟内,与沟内堆积相叠压。沟内堆积以二、三期遗存为主体,环壕底部均见有淤泥或泥沙,厚薄不均。环壕开挖并使用于一、二期之际,二期时开始遭到废弃,部分区域已被生活废弃物所填平,至三期时整体上基本被填平。我们推测,壕沟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防御和排水,随后遭到废弃并成为倾倒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场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二、三期遗存地层陶片偏少的现象。

   
一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的矮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罐、钵、盆、支脚、器座等,釜为大宗。夹砂陶占90%左右,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多外红(褐)内黑,陶色不均,陶胎普遍较厚,器形不甚规整。泥质陶多为红陶,器表多施红衣。以素面为主,纹饰有指甲纹、按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及镂孔等,指甲纹、按捺纹多饰于釜口唇外侧。石器出土较少,多粗糙,器类有斧、锛等。玉器仅见玉管1件,双面管钻,器表抛光。

 

  Ⅴ区:该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发掘面积较大,文化堆积较厚,各探方第7、8层及相关遗迹为一期遗存。该区出土一期遗存的典型单位有T57第7层,出土鼎、器座,第7层下有H145、G8,出土有釜、圈足碗、三足盘、圜底大盆等。T57第8层出土圈足碗、圜底碟、圈足罐、釜、器座等。此外还有T61第7层及H144、T71第7层及G9(图四)。

  
   
顺山集遗址地处洪泽湖西北部的淮河中下游,遗址以西5千米即为老濉河,位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石山子遗址早期遗存与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十分接近,同时期的宿州小山口及古台寺等遗址均位于安徽境内濉河上游。同一类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广阔性及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淮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后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分布着以顺山集一二期遗存、石山子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并与淮河上游、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之间发生着广泛而持续的联系。

    顺山集二期遗存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环壕是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形成的,第三期人口更多了,壕沟范围应该更大了,那么门在哪儿?壕沟怎么会在三期的时候消失了?壕沟里的居民到哪里去了?”

  二、关庙山第一期与第二期遗存的关系

   
三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钵、壶、盆、支脚等,此外还有罐、器座、器盖、锉、纺轮等。夹砂陶占绝对多数,接近99%,夹砂陶中以夹砂红陶和褐陶为主,并有少量的灰陶与黑陶,部分夹砂陶加入植物碎末作为羼和料。器胎多较薄,器表粗糙,见有明显的沙粒,不易修复。陶器多为素面,纹饰数量及种类少,主要有绳纹、镂孔、刻划、附加堆纹等。装饰多见窄长月牙形鋬手。石器数量不多,常见有斧、锛、磨球等。玉器仅见玉锛1件,出于墓地地层之中。

    环 壕

  直到2008年夏,顺山集遗址附近的大新庄村村民在挖沙时,发现地下3米处有大量碎陶片。泗洪县博物馆馆长江枫知道后当即赶到现场,发现村民已经挖出了一个断面,在最底层有大量的新石器陶片堆积在一起。在陶堆中,江枫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好像猪首形状支架的东西。江枫知道这个器物年代比较久远,但他在翻阅大量的新石器考古资料后,也没有辨别出这究竟是哪个时期的物件。于是,他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请来,到顺山集遗址实地考察鉴定。

  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期陶器基本沿袭了早期的作风,早期的假圈足、曲颈罐(釜)、三足盘等消失,其他器类和形态都延续到了二期,二期新出现了草帽形器座、豆、杯、缸以及多种型式的器盖。总体而言,从大溪文化早期到中期,杨家湾遗址陶器的演变规律与关庙山遗址一、二期遗存的演变规律相同。

    三、顺山集二期遗存
  

 

  对于顺山集遗址一、二期遗存被命名为顺山集文化,李伯谦说,这是江苏最早的史前文化,“那我们可以想见,淮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在八千年以前,已经有了很发达的文化,对泗洪、宿迁、乃至整个江苏,都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关庙山遗址分若干发掘区,有四个发掘区包含有第一期遗存。

   
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接近,应为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三期遗存中来自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显著,与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应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三期遗存揭露面积小,出土遗物不甚丰富,文化内涵尚不清晰,且有进步分期可能,需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中国文物报》2012年11月23日8版)

  李伯谦:这对研究农耕文化非常重要。稻子的起源在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不是在中国。十年以前,在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沿线,发现七八千年前稻米遗迹。那么,在长江流域是如此,那么在淮河流域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到,8000年前,已经开始有了驯化的稻子,这说明人民过着定居的生活,生活来源是大米,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了定居,农业就扩张起来。

  判断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性质,主要是看其与被视为正宗大溪文化遗存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大。这种关联性的考察也不能仅仅从一个遗址出发,而要放到整个大溪文化存在的时空背景中。前述关庙山第一期遗存与第二期遗存之间,二者均相同的器物种类数量为17,不同者为24,由此看来,差异性要大于相同性。但是,一期的所有器类和形态,均延续到了二期,可理解为二期并非彻底抛弃一期的传统,只是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而让人感觉到产生了风格变异。在一个文化系统内部,随着一定的量的积累和外来因素的介入,在某个阶段出现许多新因素是自然的。关庙山二期新增的一些器类,如圈足盘、豆、平底钵、平底碗、支座等,虽不见于关庙山一期,但见于其他遗址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同时的相关遗存。这种情况在朱家台遗址里同样有所表现,该遗址第二期与第一期相比,陶器也有较大的差异。朱家台第一期的器类包括折腹釜、圆腹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平底钵、圜底钵、三足盘、碟、盖、器座,其中以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三足盘、碟、器座为常见,构成了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假圈足碗、三足盘、小碟为该类遗存所独有。第二期遗存的器类包括鼎、釜、圈足盘、圈足碗、平底钵、平底盆等,其中以釜、圈足盘、圈足碗为常见,构成了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内敛口圈足碗、圈足盘为该类遗存的特色器类。原报告结合陶质陶色来判断,朱家台第一期遗存与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应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如果单从一个遗址本身陶器的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判断考古学文化的前提是同样形制的器物在一个区域之内几个显然不同的聚落一起重复出现。判断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是“几种特定型式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住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种具有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便属于一种考古学文化。”柴尔德在论述考古学文化时指出,重复不断出现的器物的组合,或者几组反复证明有共存关系的器物类型,就组成了所谓的文化。他还指出,在定义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器物类型都需要在该文化的所有组合中重复出现。“我们不能期望在每一个房子或墓葬,甚至所有的聚落和墓地中都能够找到所有的类型。”夏鼐在定义考古学文化时强调,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他也指出,并不要求这文化中所有作为特征的类型品在每一个墓地或每一个居址中都全部出现。仔细比较朱家台第一期与第二期遗存的器类,发现其情况与关庙山遗址颇为类似,其第一期遗存的绝大多数器类,在二期继续沿用。一期的几种典型器类不见于二期,但在其他遗址的典型大溪文化遗存中有发现,且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同类器形共存,如假圈足碗在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中期遗存中发现,三足盘在关庙山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发现,小碟在城头山大溪文化二期遗存中发现。不见于关庙山和朱家台第一期遗存的平底钵,却多见于柳林溪遗址二、三期,即大溪文化早期。平底钵也见于城头山大溪文化一期遗存。朱家台第一期遗存不见圈足盘,但在汤家岗遗址和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早期遗存中都有圈足盘存在,阴湘城大溪文化一期也有圈足盘。因此,朱家台遗址二期与一期的这些差异,实际上仅仅是单个遗址小面积发掘所得出的认知,无法涵盖某一个区域阶段性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陶器形态和器物组合的实际情况。要较全面地认识一考古学文化,需对其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遗存作系统的揭示。

   
墓地位于遗址西北区域环壕外侧。因常年自然剥蚀及历年耕作活动,现在所见墓葬均开口于耕土层下,大部分墓葬被不同程度扰动,部分仅存底部,人骨多保存较差,呈粉末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间排列有序,成排分布,较少出现打破关系。墓葬方向多为北偏东,个别朝南。大部分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者最多随葬3件,其余为1—2件,随葬品器类有釜、钵、壶等。除个别墓葬为侧身葬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以单人葬为主,并存在少量双人合葬及多人合葬。M39为多人合葬墓,骨架保存极差,部分仅剩粉状痕迹,从下肢骨判断,至少为6个个体,均为仰身直肢葬,骨骼排列密集。其中3人通过牙齿判断其年龄大致在12—15岁之间,性别不明。随葬陶器3件,均位于头端,壶、罐、钵各1件。

   
三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钵、壶、盆、支脚等,此外还有罐、器座、器盖、锉、纺轮等。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接近99%,夹砂陶中以夹砂红陶和褐陶为主,并有少量的灰陶与黑陶,部分夹砂陶加入植物碎末作为羼和料。器胎多较薄,器表粗糙,见有明显的沙粒,不易修复。陶器多为素面,纹饰数量及种类少,主要有绳纹、镂孔、刻划、附加堆纹等。装饰多见窄长月牙形鋬手。石器数量不多,常见有斧、锛、磨球等。玉器仅见玉锛1件,出于墓地地层之中。

  我们好奇

  三、峡江地区同时期遗存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泗洪县博物馆发掘领队:林留根 
 
 
   
顺山集遗址位于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500米处,重岗山北缘坡地之上。该遗址由南京博物院尹焕章、张正祥等先生于1962年调查发现并命名,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确认。遗址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遗址范围内的挖坑采砂活动,给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为防止遗址进一步遭受破坏并了解其文化内涵,南京博物院与泗洪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分别于2010年至2012年11月,经过三次发掘,总面积2500平方米,发掘收获颇丰,确认其为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史前环壕聚落。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92座、灰坑26座、房址5座、灶类遗迹3座、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及狗坑各1处,出土陶、石、玉、骨器共计300余件。壕沟内堆积有大量兽骨及鱼骨,并在多个单位中浮选出碳化稻米。经初步分析,该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个时期。

  碳化稻样本检测距今8000多年

  关庙山遗址所在的地区是峡江地区,按照孟华平先生的意见,峡江是指三峡和江陵为中心区域。如此,则峡江地区是指湖北汉水以西长江两岸的荆州、宜昌之全部和荆门的部分地区。峡江地区出土与关庙山一期同时期遗存的遗址还有江陵朱家台、阴湘城,荆州荆南寺,宜昌杨家湾、伍相庙,秭归朝天嘴、龚家大沟、柳林溪等。

   
一期遗存主要见于环壕内侧,其中位于西北区域的居住区堆积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2座、灰坑17座、灶(烧结面)3座、狗坑1座,以F1、F2、H3、H4等单位为代表。 

   
三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二期基础上往壕沟北、东、东南几个方向扩展。该期遗存揭露面积不大,且主要集中于墓地区域,所获遗迹遗物较少。共清理墓葬22座、灰坑4座。墓地位于遗址西南壕沟外侧,墓葬开口于现代耕土之下,部分墓葬因现代人类活动而被破坏。墓葬多为南北向,头向南,部分墓葬尺寸较大、随葬品较为丰富,如M98共随葬釜、圈足盘、钵等共9件陶器。随葬陶器器类有(绳纹)釜、圈足盘、钵、壶及器盖等。

  “那么,淮河下游究竟怎么样?前些年在安徽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这一次在泗洪梅花发现顺山集一系列遗址,根据测年,最早的也是八千多年。因为我们追溯淮河流域古代文化起源,现在逐步向前推进的,以前可能直到7000多年,现在可以达到8000多年,将来,随着工作进展,还有可能向前追溯。”李伯谦说,顺山集遗址年代非常早,是江苏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可以说是江苏文明之根。

  荆南寺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遗存很少,但从发表的陶器来看,该遗址部分探方的第6层和第5层出土了关庙山一期的陶器,如T3⑤B层就是一个典型单位。

   
该期房址面积较一期大,其中F5面积达到22平方米,均为平地起建式,周围一圈柱洞,中部有1-2个中心柱。F3、F5中部均见片状红烧土堆积,残存陶支脚,F4中部残存一件可修复带鋬圜底釜。
  

   
二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及平底器为主,圈足器仅见有豆,不见三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以圜底为主,并见少量平底釜)、平底双耳罐、钵、灶、支脚等,此外还有勺、豆、壶、器座、小杯、器盖、纺锤、纺轮、泥塑模型等。釜多深腹筒形,早段多为大敞口,近似头盔状,到晚段则口径相对缩小、器腹加深,新出现花边口釜。夹砂陶占绝大多数,达99%以上,泥质夹植物末陶、泥质陶及夹砂夹云母陶少见。陶色不均,夹砂陶多呈红(褐)色及灰褐色,陶器内侧多呈纯黑色,应为渗碳所致。陶器多为素面,饰纹饰者较少,主要有乳钉纹、刻划纹及镂孔等。装饰多见窄条形鋬手。石器主要见有斧、锛、磨球等,带脚磨盘仅见残件1件。此外,该期遗存于壕沟内堆积中出土大量麋鹿、猪等动物骨骼。

  对于8000年前古人的寿命,李伯谦表示由于古人墓葬保存得不太好,没有鉴定出来,但是根据其它地方的资料,这个时期人类的寿命都不是很长,大概只有三四十岁。因为人类没有办法抵制疾病等其它外在因素,寿命都是比较短的。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食物的改善,逐步就延长寿命了。

  以上从关庙山一期遗存出发,并以其为参照,对峡江地区和澧阳平原诸多遗址同类遗存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遇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诸遗址中的陶器器类及器物形态,都无法与关庙山一期遗存完全一一对应。换言之,诸遗址的陶器群中只有大部分陶器能够与关庙山一期遗存之大部分陶器对应,各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存在彼此交错搭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多个遗址中又因遗址本身陶器的差异而混搭。在空间距离稍远的情况下,早期形态的陶器还窜到晚期阶段里扮演一定角色。流行于诸遗址间的陶器风格,无论是器类还是形态,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空倒错现象。不过,任何现象都不会是空穴来风,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现象,其背后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考察关庙山第一期及同类遗存的性质,应从多个遗址出发,多角度地检视和对比。当然,目前的所有研究都只是基于现有材料分析得出的暂时结论,将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新材料的出现,目前的结论将会得到修正。

   
房址中浅地穴式与平面起建式各1座。F1为浅地穴式房子,平面形状近椭圆形,面积7.5平方米,居住面外侧有一周小柱洞,门道朝南,灶坑位于房子内侧中北部,坑内残存陶支脚。灶类遗迹(Z)与狗坑均位于居住区房址附近,灶类遗迹位于房子附近的活动面之上,Z2灶台与烧结面并存,其余2座仅见烧结硬面,此类遗迹应系露天炊煮所用,烧结面因火烤而成。狗坑为整狗埋葬,与房屋建筑密切相关。一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的矮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罐、钵、盆、支脚、器座等,釜为大宗。夹砂陶占90%左右,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多外红(褐)内黑,陶色不均,陶胎普遍较厚,器形不甚规整。泥质陶多为红陶,器表多施红衣。以素面为主,纹饰有指甲纹、按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及镂孔等,指甲纹、按捺纹多饰于釜口唇外侧。石器出土较少,多粗糙,器类有斧、锛等。玉器仅见玉管1件,双面管钻,器表抛光。

 

  考古人员通过比较发现,一、二期遗存文化面积接近,应为同一支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三期遗存差异十分明显,这种差异应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三个时期遗存炊器均以釜为主,搭配陶灶或支架使用。

  上述遗址位于江汉平原,均在汉水以西的荆州地区,这些遗址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远,因此在文化面貌上比较一致,本文所检索的这几处遗址的文化遗存,在性质上与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一致。这类遗存在峡江的峡区内也有分布。

   
二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一期基础上有所扩大,跨过环壕,在环壕外侧形成专属埋葬区。两期发掘中,所获二期遗存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3座、墓葬70座、灰坑5座、大面积烧土堆积(ST)1处。
 

   
顺山集遗址的发掘,为厘清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经济形态及古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探索淮河流域乃至中国东部地区古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南京博物院
林留根  甘恢元  江枫  闫龙)

 

  上述从器形的角度讨论了第一、二期陶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不过,器形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应考虑,如陶质、陶色、制作工艺、纹饰等。陶质方面,据《报告》表3-4-2,第一期夹炭陶占81.54%,泥质陶占13.7%,夹蚌陶占4.24%,夹砂陶占0.52%。第二期泥质陶占50.87%,夹炭陶27.07%,夹蚌陶18.14%,夹砂陶3.92%。比较这二期的陶质,由夹炭陶为主变为以泥质陶为主,虽主次关系发生变化,但夹炭和泥质陶仍然是主旋律。陶色方面,据《报告》表3-4-3,第一期红陶占88.62%,红褐陶占10.81%,黑陶和白陶之和也仅占0.56%。第二期红陶占92.18%,灰陶占3,23%,红褐陶占3.04%,橙黄陶占0.21%,灰褐陶占0.49%,黑陶占0.65%,白陶占0.2%。从陶色来看,二期的变化是红陶比例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出现了灰陶、橙黄陶及灰褐陶,虽然比例很小,但说明陶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制作工艺上,二期陶器仍以手制成型,普遍经过慢轮修整,施鲜红色陶衣并精细打磨,这与第一期的工艺相似,没有大的变化。二期出现的薄胎彩陶是一种新的工艺。纹饰方面,戳印纹普遍流行,也出现了人字纹、篦划纹、锯齿纹和点状暗纹。总体而言,一、二期陶器在陶质上均是夹炭和泥质陶为主,陶色基本维持以红陶为主,制作工艺上都为手制成型并经慢轮修整或打磨,普遍在器表施红陶衣,二期陶器纹饰在一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

 

 

  根据出土的文物,考古人员发现,顺山集遗址一期二期遗存绝大多数以夹砂陶为主,有少数泥质陶,夹砂陶多呈红(褐)色及灰褐色,陶色不均,陶胎普遍较厚,陶器内侧多呈纯黑色。圆底釜多深腹筒形,早段多为大敞口,近似倒头盔状,至晚段则口径相对缩小,器腹加深,新出花边口釜。而三期遗存遗分布范围在二期基础上往壕沟北、东北几个方向扩展,该期遗存揭露面积不大,且主要集中在墓地区域,所获遗迹遗物较少。

  在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的陶器类型中,不见朱家台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假圈足碗、平底钵、缸。反之,朱家台遗址第一期遗存亦不见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中的小口广肩罐、腰鼓型器座。这两处遗址同样没有发现存在于柳林溪遗址和杨家湾遗址的带刻划纹和戳印纹支座,后两处遗址中的曲颈罐也不见于前两处遗址。柳林溪遗址中的敛口鼓腹圜底钵乃是该遗址传统风格,不见于其他任何遗址。柳林溪遗址支座顶部及与杨家湾遗址同样在圈足底部刻划符号的特点不见于峡区外的任何遗址。曲颈罐的特征本是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古老传统,自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以来就延续不断,这类曲颈及施彩的作风却越过以关庙山为中心的峡区山前平原地带而进到峡区的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里,有如跨越式传播的“插花和飞地”。如柳林溪遗址第一期的A型、B型侈口罐,A型、B型盘口罐,A型圈足碗,C型圜底钵,三期的B型Ⅲ式、Ⅳ式盘口罐(曲颈罐)也均来自汤家岗文化。因考古工作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性,这种“跨越式传播”却是史前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就澧阳平原而言,本地区相当于关庙山第一期的相关遗存在陶器整体风格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瓦棱纹陶钵、折腹圜底钵不见于峡江地区。峡江地区流行的假圈足不见于澧阳平原,峡江地区流行的圜底碟、折腹圈足碗、腰鼓形器座、折腹形器座等不见于或少见于澧阳平原大溪文化一期,但在大溪文化二期中出现。当然,澧阳平原的圈足器底也不见柳林溪和杨家湾遗存中的刻划符号,也无刻划纹的支座。

  
   
顺山集遗址的发掘,为厘清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经济形态及古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探索淮河流域乃至中国东部地区古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林留根
甘恢元  江枫  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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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关庙山遗址第二期是学界公认的大溪文化遗存,因此,讨论一、二期遗存的关系是理解一期遗存属性的关键。要对该两期遗存进行分析,则首先要比较二者之间的陶器形态是否存在关联度上连续演变的关系,以及这种关联度的演变是否为考古学文化内部的量变,还是已经发生了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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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山集遗址地处洪泽湖西北部的淮河中下游,遗址以西5千米即为老濉河,位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石山子遗址早期遗存与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十分接近,同时期的宿州小山口及古台寺等遗址均位于安徽境内濉河上游。同一类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广阔性及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淮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后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分布着以顺山集一二期遗存、石山子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并与淮河上游、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之间发生着广泛而持续的联系。

  这些谜团,有的会在今后的考古发掘陆续给出答案,有的将随着岁月的逝去变得依旧模糊。

  关于陶器的其他特征,据《报告》所述,早段陶器以夹炭红陶为主,占65.3%;泥质红陶为次,占16.67%;夹炭红褐陶较少,占8.44%。在制作工艺上,均为手制成型,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器表多涂深红色陶衣,凡涂红衣的地方都经磨光。有的还利用慢轮修整时将釜、罐等口沿外表中部和肩上部的红衣刮削掉,保留口沿上部和颈部两周带状红衣。不少圈足碗的器表为红色,器内为黑色,有的器表还有几道竖向黑带,乃是烧制时窑外渗碳所致。纹饰有线纹、钻窝纹、戳印纹和镂孔,戳印纹多为圆点状,一般以两个点为一组。晚段陶器同样以夹炭红陶为主,占77.48%;夹炭红褐陶为次,占11.85%;泥质红陶占9.3%。均为手制成型,口沿亦普遍经过慢轮修整,器表多施深红色陶衣。新出现按窝,三角形、菱形和“之”字形镂孔。

二区墓地全景(南—北) 

   
环壕最先发现于遗址范围内采沙坑断面之上。随后进行大面积钻探,确认了其平面布局及尺寸,并依据钻探结果选取多个地点对其进行解剖发掘。环壕东西宽约230米、南北长约350米、周长近1000米,环壕内侧面积近75000平方米。北部地势最高,向南侧逐渐倾斜,最南端为赵庄水库,此处原为一条东西走向的自然河道,与壕沟组成一个封闭空间。

 

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历来被视为大溪文化的典型遗址,但是,由于材料发表较少,学界对该遗址考古学文化遗存信息的认识不尽完整。最近,《枝江关庙山》专题报告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提供了系统研究该遗址材料的机会。

二期遗存陶器

    顺山集一期遗存

  在出土的陶器中有一样东西同样引起了专家们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半圆形的陶灶。在出土文物的陈列室内,有一个高24厘米、宽30厘米的半圆形陶器,经过初步修补,已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用的土灶相类似。

  若要进一步考察一、二期的陶器形态,则要具体到类以下的型、式上。在这个问题上,严谨的方法是对《报告》所发表的陶器全部重新进行类型学研究。但是,《报告》提供了大致可以参考的类型学研究结果,无需在此做更多的调整。检索《报告》陶器的型式分析可以看到,那些一、二期之间共有的和相似度高的器类,一期陶器的“型”,都延伸到了二期,一期陶器的“式”,要么在二期继续存在,要么在式别上有了变化。换言之,一期陶器的风格和元素,是被二期继承下来了。与此同时,二期陶器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这种新因素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完全是新的器类,即不见于一期,如圈足盘、豆、平底瓮、平底盆、平底钵、平底碗、圈足甑、纺轮、曲腹杯、薄胎单耳杯、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臼、草帽形大器座、支座、陶转盘、研磨器,等等。另外一种是吸收了外来因素,结合本地原来一期因素而形成的器类,如簋、平底罐、彩陶圈足碗等。纺轮的出现或许意味着某种新的生产分工和生活方式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