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将来是野史地经济学最佳的时代

图片 12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个人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五六十年代,侯、谭、史三位先生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部分,我揣测,他们的意图应该主要是强调历史地理学理当具有本色当行的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能力,绝不意味着对于史料以及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轻视。事实上,他们三位都出身于历史学,对史学的敏感早已深深地融进他们的血液,无论怎样强调地理学重要,都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消极影响。这是那个独特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而言,90年代以后将历史地理学单一地划归历史学,就出现了一些负作用。有些对历史地理学了解不深的人,常常会质疑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作用。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150]
金毓黻辑《大元大一统志》(收入《辽海丛书》)、赵万里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

听张伟然教授谈学术大师的常态

直到20世纪50年代,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沿革地理;学科;信息化;层面;先生;地理研究;学术;中国;疆域

  [43]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48]
分别是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韩茂莉著《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出版)。

📖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教授

  [105]
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

1937年3月顾颉刚在一手创办的禹贡学会办公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10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一大独特之处是它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当前国际上的地理学,其学科范式根植于西方,对其他地区完全形成了碾压之势。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学术相对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行。现在,中国国力已经增长至世界前列,再用经济来解释学术水平,已完全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这中间,首先需要提出本土的学术问题,形成一些新的学术概念。中国数千年的地理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现在主要遗存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呈现出足够的本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地理学人的努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实际上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然后逐渐在中国传开。

  [163]
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龚高法等著《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到目前为止,历史地理学领域已产出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研究论著。抛开一些大型的集体项目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不论,一些学者的个人著作也成就彪炳,足以流芳百世。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侯、谭、史三位先生的著作。可以预见,这些论著对于相关学界将长期持续地发生影响,其范围不限于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关的地理学、历史学领域。近年来,“30后”“40后”“50后”历史地理学者的学术成就也日渐为世人所知,其学术影响日益看涨。这些,已经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今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内容摘要: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实际上其研究内容还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

  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早已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直到70年代,从地理角度加以研究的论著极少,至多只是稍有涉及,因而还谈不上是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

我们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

  [33]
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上、下连载《历史地理》第8、9辑)、胡阿祥《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考略》(《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记载与研究》(《地名知识》1991年第6期)、石泉等《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地望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陈乾康《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四川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等。

上文强调了历史地理学服务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书斋式学问、纯理论探讨也必不可少,极为重要,是这种研究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天花板。有些学科很实用,很有市场,但社会地位和学界评价并不高,究其原因,无非是其中的学术含量不够。因此,一味地强调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其学术深度、理论高度的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增长。

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

  阅读链接

  7、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进入**《学问的敬意与温情》促销页面**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所幸的是,时代不同了。80年代以前,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计量革命以前的阶段。那个时候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主要表现在科学理念层面;至于资料和方法,有一些,但有限。具体工作中,从收集资料到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用的主要还是传统历史学的那一套。唯其如此,有些专题工作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事实上并不高。一些历史学者只要选定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仍旧像做历史学一样地做,也可以做出一些历史地理的研究。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何在,客观上造成了在历史研究中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不讲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限夸大人的作用,片面宣扬“人定胜天”这样两种错误倾向。尽管在国外史学界、社会学界存在着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现象,在中国史学界却还是讲得太少,是重视不够。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90年代以来,由于GIS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8]。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29],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30],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31]。

图片 1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5]。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6]。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7]。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8]。

原价58元 现售43.5元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直到20世纪50年代,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

  [5]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学问的敬意与温情》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推出(目前限时促销),特从中选取《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文,跟随张教授一起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去与未来。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由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已经感到了《杨图》的不足,因为《杨图》是以《大清一统舆图》(据康熙、乾隆时实测绘制地图改编)为底图,以清末地名注今地的,又是木版线装。《杨图》不包括清朝,也不包括历代中原王朝以外的范围。因此,禹贡学会曾经将运用现代制图技术和新的研究成果编绘一部详细而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列为其主要任务,但限于客观条件,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文 _ 张伟然

我们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来到了一个前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尤其有一点要着重指出的是,地理学是一门高度基于经验的科学。当今城市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地理学的表现越来越趋同。要想让中国的地理学表现出足够的个性、特色,本土的地理经验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天然优势。

  [101]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侯仁之手绘华北地形图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就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论是倒向地理学还是倒向历史学,向任何一边倾斜都是不行的。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和所研究对象为轴线而构成的三维思维体系,缺少或过于强调任一维度,都会严重影响这一思维体系的成立。

  [22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图片 2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何谓历史地理学

  [114]
叶忠海等《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图片 3

  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80多年来,基本上走了一个“之”字形。

  [103]
胡阿祥《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历史地理》第11辑)。

图片 4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205] 刘德岑《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图片 5

  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交流较之以往频繁、密切了许多。90年代中叶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欠发达,大多数学者几乎处在一种“独学无友”的状态,生活节奏慢,与同行沟通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交流的便捷度、信息的可得性与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许多。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分在东西半球,信息分享都是瞬息间的事。

  这是因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今天还有遗迹存在,可以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或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复原,而历史人文现象绝大多数是无法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只能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来再现。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谓得天独厚。历史人文地理的资料准备阶段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资料加上严密的考证,再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是高质量成果的可靠保证。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1979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在西安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会议后期各单位提出近期的研究计划,当年禹贡学会会员、时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的郭敬辉先生在闭幕式上说:“历史地理学的规划,在科学院不好列入。科学院主要是自然科学,国家科委也是自然科学。这个学科多数研究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应纳入社会科学的规划。希望历史所的同志回去反映一下,如能在社会科学院内建立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一些事就好办了。”(《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会刊》,中国地理学会1979年版,第10页)可见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地理学迅猛发展的背后并不是没有问题。在当时主流地理学家的概念中,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地理学的事,还牵涉到与历史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它给不同学科带来的机遇是严重不均的。有些学科适应性好,其辐射力会成倍增长。与此同时,有些难以适应的学科其发展前景会逐渐萎缩。在这个重新洗牌的当口,历史地理学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以最大可能赢得生机,是我们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2、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异更难避免。《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的资料,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的空白。如对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由于广泛收集了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丰富准确。又如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的结论。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和线,也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

1934年,顾颉刚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时,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为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当时急需的是地理学的技术手段和思想资源。抗战中,史念海先生在重庆与顾先生讨论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发展,顾先生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向地理学学习。显然出于同样的考虑,抗战后侯仁之先生留学英伦,学的就是源自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50年代,在侯、谭、史三位先生的引领下,主要在地理学的支撑下,历史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直到这个时期,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才真正实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分支渐次展开。

  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四部[66]、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67]、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68],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69],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70]、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71]、吴松弟对宋代福建[72]、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73]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不断增长。

  [19]韩光辉等《〈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

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容纳多元的选择。相对于其他学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取向相对比较丰富。可以做很实用的研究,也可以做书斋式的学问;可以群策群力、互助合作,也可以纯粹自娱自乐。个人觉得,就一个学科来说,要想争取更多资源,获得更大发展,应该尽可能地面向社会,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应该制造需求;但就学者个人来说,则应该充分尊重个人的心性,以实现自我追求为最高目标。

  [25]
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又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

图片 6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限时促销!

  [161] 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与此同时,历史地理学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直接为国家建设提供服务。相比于地理学其他分支,历史地理学有一个特点是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程度不那么紧密,这就容易在一些同行之间滋生一种倾向,重视做纯学术的探讨,而轻视应用型、应用基础型研究。近二三十年,差不多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学科管理体制中离开地理学的这段时间,历史地理学同行对于服务社会这一块远不如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诸先生年富力强时那样积极、主动。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217]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出版;《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出版;《辛亥革命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现代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第一道分水岭是研究范围的变化。沿革地理作为传统史部的一个门类,基本上只研究历代疆域政区沿革,此外虽兼及都邑、河渠,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它的观念结构是按照地理学的思维体系展开的。很多沿革地理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在50至60年代,开始成为历史地理学引人注目的骨干组成部分。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是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是由于解放后中国地理发展的重点是自然地理,并一度成为压倒优势。自然地理方面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中,实地考察等地理学方法更容易取得直接效果。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航测及卫星遥感技术、碳14测定、孢粉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电脑运用等不仅增加了野外考察的可行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经济建设对历史自然地理提出了很多迫切的课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所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相对较少,即使在动乱年代还能做些研究。

责任编辑:

  [71]
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转》,《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

《中国历史地图集》

  [57]
钮仲勋《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4辑)、黄盛璋《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7辑)。

张伟然 著

  [39]
谭其骧《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想》、史为乐《我国地方政区制度史的研究与当前政区改革的设想》,均收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张伟然

  [55]
司徒尚纪《历史时期广东农业区的形成、分布和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利事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初析》(《北大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

第二道分水岭是研究精度的变化。沿革地理研究的目标是知其然,而历史地理的研究则要知其所以然。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提到其1962年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原因就是其中包含了关于黄河历代河患原因的探讨。事实上,即使疆域政区研究,研究精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沿革地理虽然研究疆域政区的历时性变化,但它只关注单个政区,而并不在乎同一时间层面上各个政区的并列状况。195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采取对每个朝代设置标准年的做法。这就将传统的疆域政区研究提升到了政区地理的高度。

  [225]
如三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陕西省志》第二卷《行政建置志》内,有《秦代内史及周围郡县图》、《元代陕西行省全图》、《陕甘宁边区地图》、《唐长安城坊图》等20幅历史地图;1993年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河北省志》第2卷《建置志》内,有《战国.燕》、《直隶》等4幅历史地图;1992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慈溪县志》卷首,有《慈溪县历代境域变迁图》,等等。

此外,有些领域表面看起来似乎纯粹是空间的东西,不需要历史。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背后很多深层的东西,不了解历史根本就不能理喻。中国农业,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产。中国的工业,看起来似乎只是较深地受到资源、交通、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制约,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大多也是由历史决定的。这都是历史地理学的用武之地。

  5、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198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三驾马车”与日本地图学史家海野一隆的合影

  [165]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历史地理》第10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等。

《学问的敬意与温情》

  [30]
徐学林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张明庚、张明聚编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华侨出版社,1996年5月。

地理学是一门基于空间的科学,空间当然具有时间的属性。由于学科范式、学科训练的不同,地理学家对时间序列有很强的需求,可是一般并不擅长,需要借助历史地理学这个桥梁。除了当前与现代地理学对接得相对较好的气候变迁研究,地理学很多部门都需要历史地理学的支撑。例如文化地理,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离开历史谈文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204]
孙冬虎《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侯、谭、史三位先生早就教导我们,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关键在于求真知。无论哪种类型的研究,首先都要将学问做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知行并重,坚持两条腿走路,处理好求知做学问与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

  [46]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第3期,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怎样将历史地理研究做得更好,而且是身处这样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时代,怎样实现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增长,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相对地位。

  [72] 吴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我个人觉得,作为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一个学科,历史地理学应该紧紧跟上地理学的步伐。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虽然历史、地理两大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都不可或缺,但相对而言,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拉动作用更大、更显著一些。无论是学科理念、问题意识还是资料范围、技术手段,地理学的发展速率要远远快于历史学。它给历史地理学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相较于历史学也更为丰富。因此,我们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地理学的最新动态。

  [135] 朱惠荣校注本《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原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27] 米文平《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谭其骧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3][4]。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图片 7

  [54]
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收入《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

我们遭遇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32]
徐喜辰《论国野、乡里与郡县的出现》(《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陈长琦《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冯庆余等《秦代郡县制及其历史地位》(《松辽学刊》1987年第1期)、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

张伟然教授

  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一向只画中原王朝,实际上抹煞了非汉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族,都毫无例外绘入图中。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图集》既反对那种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央王朝为中国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作为汉族政权和中央王朝附庸的观点,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增强民族平等的观念,正确理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80年代,在文化复苏的大背景中,历史地理学出现了短暂的与史地两界均保持互动的良性局面。进入90年代,单一的学科管理模式从体制上切断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联系,导致其发展出现了向历史学一边倒的倾向。

  [96] 刘希为《隋朝交通路线考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

满志敏利用GIS技术与遥感数据研究推测的北宋京东故道。引自《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21辑。

  [60]
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连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我常想,一个学者的养成,天资明敏、执着用功固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些恐怕不够。还须见一些人。古人云:读其书,想见其人;这是一种境界。而见识人,开会、听报告,固然比较方便,但仅仅这样也还不够。最好能聊聊天、散散步,这样才能见识一个人的常态。人的精神总是在常态下才会比较真实、自然、完整。我很固执地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得像中国古来的传统那样,老师待学生如子如弟,学生事老师如父如兄。

  [195]
王守春《历史时期塔里木河下游河道的一次大变迁》,《干旱地理》1996年第4期

图片 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内容摘要:

图片 9

  [85]
徐兆奎《滦河流域的两个古代别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

原标题:张伟然 | 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79]
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3期。

图片 10

  [179] 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长江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西泠印社社员。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及相关领域研究。专著《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获第十三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16),《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获第二届(1994-2013)全国优秀地理著作奖(2017)。

  [59]
李为《历史时期中国造纸业的分布与变化》,《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

图片 11

  [174]
陈育宁的《鄂尔多斯沙漠化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图片 12

  [143]
金毓黻《〈大元大一统志〉考证》(《满洲学报》1936年第4期)、《〈大元大一统志〉续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乙编上卷)。

90年代以来,由于GIS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大大地提升了。这一辐射,首先是从表达层面,继而上升至资料处理层面,再上升至资料的分析和收集层面,再扩大至资料范围层面,再推进至问题形态层面,可以说,由技而进乎道,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历史地理学研究从文献描述阶段一跃而进入大数据阶段,差不多实现了一场技术层面的革命。虽然,目前数据的产出能力与现代地理学还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一技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的基本态势已不可逆转。

  [110]
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论丛第五辑》)。

相对于80年代,当前历史地理学界虽然缺乏侯、谭、史三位先生那种量级的一个学术领袖群体,但整个学科的社会基础无疑比那时候壮大了很多。这样的形势,足以让我们信心满怀。

  [66]
它们是:费省著《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翁俊雄著《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

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170]
朱震达、刘恕:《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中国林业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一是认为既然沿革地理是传统的旧学,历史地理学才是发展方向,再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就缺乏意义。实际上,虽然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却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其他分支的基础。就像我们从事当代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普通地图一样,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地理分支学科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当时的普通地图;而不掌握当时的政区和地名,这张地图是绝对画不出来的。而且中国20世纪以前的全部地理资料几乎没有以经纬度式的地理坐标来表示地点、方位的,都是以具体的政区和地名来作描述的,不准确决定这些地名的地理坐标,这些资料就毫无空间概念可言。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用最新的理论和设备研究出来的结果,由于一开始就误解了原始资料的含义和其中的地名的正确范围或位置,因而成了无效劳动。

  [20]
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刘南威主编《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0月;裴淮昌主编《湖南古今地名辞典》,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

  [177]
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燕北地区两种对立青铜文化的自然环境透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

  [88]
黄国璋《地理与国防》(《史地半月刊》1936年第三期)、张逸仙《通鉴历代战争地理通论》(《国专月刊1936年第二、三期》)、张其昀《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区域》(《史地杂志》1937年第一期)、张星烺《中国历代战争与气候之关系》(《中国学报》1945年第一至四期)。

  [61]
韩茂莉《论宋代小麦种植范围在江南地区的扩展》(《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宋代桑麻业地理分布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144]
钱穆《跋康熙丙午本〈方舆纪要〉》(《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三期)、夏定域《读钱宾四先生〈康熙丙午本方舆纪要跋〉》(《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九期)、叶景葵《讨论〈方舆纪要〉函札六通》(《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九期)等,以及施和金系列论文《〈读史方舆纪要〉校证举要》、《关于〈读史方舆纪要〉何本精审的问题》、《〈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出版的价值和意义》、《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均收入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随园文库”之一,南京师大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203]
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第1期);贾毅《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137]
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7辑)、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11辑)、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158]
1984年10月创刊,至1996年已出五六集,出版者有海洋出版社、燕山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等。

  [221] 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162]
张家诚《我国气象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4年第4期)、《气候与人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等。

  [18]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

  [102]
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论》(《中国文化》第3辑)、《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历史地理》第13辑)、《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理》第9辑)。

  [149]
周振鹤《〈汉书·王子侯表〉笺正》,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

  [1] 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卷28,中华书局,1975年。

  [145] 胡阿祥《〈南齐书·州郡志〉札记》,《历史地理》第10辑。

  [45]
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鐐郡述论》(《历史地理》第十三辑)等论文。收入胡阿祥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6月。

  从公元3世纪西晋的裴秀以“制图六体”(绘制地图的六项基本原则)制成全国性的历史地图《禹贡地域图》,到20世纪初杨守敬编绘刊行34册《历代舆地图》,中国的历史地图绘制至少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收录了从《左传》、《战国策》、《汉书》至《明史》的《地理志》中绝大多数地名,不愧是当时所能达到的顶峰,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中的里程碑。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88]。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89];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90]。陈可畏对赤壁之战和垓下之战所作的重新研究[91],和靳生禾、谢鸿喜对潞川之战等重大战役故址的考证[92],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或解决了长期聚讼纷纭的难题。

  [83] 见《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第308页~422页。

  [201]
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载《地理学报》1962年3期;周魁一等《古鉴湖的兴废及其历史教训》,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

  [121] 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对海岸变迁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外,还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泥沙淤积观测、碳14测定、侵蚀观测、钻孔分析等方法。由于各自的侧重不同,在具体总是上的结论往往有所不同。陈吉余对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的论述综合了各家、各种方法的长处,概述了对从辽河海岸直至珠江三角洲间主要的低海岸的变化,对其原因作了合理的分析,对别人较少注意的基岩海岸的变迁作了简要说明,是一份权威性的总结[187]。当然,随着各海岸带在开发过程中资料数据不断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各段海岸的历史变迁过程将会越来越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