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都城和城市和市镇遗址考古学术研究钻探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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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6个月的参观考察、学术交流、室内学习,对日本的考古发掘、研究方法与理论、遗产保护、公众考古等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许多方面很值得本人学习与借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祭坛祭祀遗迹
发布时间:2014-02-20文章出处:人民日报作者:姜峰点击率:
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2013年4月20日至11月15日,考古人员完成了对陕西省神木县“我国史前规模最大城址”石峁遗址第二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工作,主要发掘地点在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南北两侧城墙区域,发现了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以及皇城台夯土基址、池苑遗址。
据了解,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位于石峁城址外城东南方向,距离外城城墙约300米。祭坛具层阶结构,共3层。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西,历年来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集中。夯土基址小板块夯筑的迹象明显确凿,钻探所知的面积不小于1500平方米;池苑遗址紧接夯土基址北部,现存面积约300平方米,深逾2米。
2013年在外城东门两侧城墙区域的发掘,揭露出一套包括城墙、马面、角台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雄伟壮观、气势恢宏,加之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以及皇城台夯土基址、池苑遗址的发现,深化了石峁遗址性质的进一步探讨;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类似后阳湾地点的居住区在石峁城内还有很多处,这为明晰石峁遗址的功能区划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材料。(《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20日12 版)

2016年12月16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办的“近古都城和城镇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新楼A101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了近年来宋辽金元明清考古领域都城与城镇重要考古工作的主持者,围绕近古都城与城镇遗址进行了集中研讨,共有来自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机构的20余名专委会委员和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图片 2图1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伊始由专委会主任杭侃教授致简短的开幕词,杭侃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希望能够通过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组织的系列学术活动,为从事宋辽金元明清考古的专业同行提供研讨的平台,通过细致深入的讨论,凝聚共识,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也为宋辽金元明清考古的发展提供指导性的思路。图片 3图2
杭侃教授致辞图片 4图3
孙华教授主持并点评上午的研讨会
上午的研讨环节共有4个发言,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主持。开封市考古研究所王三营首先报告了北宋东京城新郑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东京城是北宋都城,遗址淤埋于今开封市区及近郊地面8—10米以下。尽管以往已经展开多次考古调查和勘探、试掘工作,但很多学术问题尚未解决。自2012年开始对新郑门遗址的工作目前已发掘3000平方米,揭露出了宋金时期新郑门主门道和南北隔墙遗迹,清理了层层叠压的元、明、清时期的居住房屋、手工业作坊等丰富的建筑遗存,获取了大量不同时期的陶瓷器、铁器、铜器、动物骨骼、植物等标本。这次发掘是对东京城遗存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介绍了浙江嘉兴子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嘉兴子城遗址是嘉兴自五代天福五年升为州府城市以来历代衙署的所在地,是嘉兴城市的核心区域。2014—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湖州市文保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探勘,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子城四面城墙和中轴线进行了重点发掘,基本厘清了宋以来至今嘉兴子城范围的变化,及中轴线上重要建筑的分布及格局演变。嘉兴子城是江南地区少有的保存较好的子城实例。通过对其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对研究唐宋江南地区衙署建筑和城市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图片 5图4
与会学者发言图片 6图5
与会学者发言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永军介绍了金上京近年来的考古进展与新收获。2013年起,考古队制定《金上京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并开始对城址进行测绘,随后两年内对城址的北城西墙、南城北墙、腰墙进行了考古发掘,首次从考古层位学上确认了城址的始建年代为金代、后期至少有过一次以上的修筑情况;北城和南城在营建时序上是同时或同步的。2014年对南城南垣西门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门址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组成,城门系单门道,由此初步掌握了金代都城城门址的结构与特征。2015—2016年又重点对皇城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发掘了皇城内西侧、东侧两处建筑基址,由此大体了解了皇城的布局和范围,明确了上京城宫殿——门址——御街的对应关系,获取了一批金代建筑的资料。这些工作,拓展了对金上京城址形制结构和历史沿革的认识,将进一步推动金上京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袁东山对近年来“蒙宋山城”衙署的探寻进行了汇报。袁东山研究员对以往蒙宋山城只注重寻找城墙、城门的工作状况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对城内空间特征和重要建筑的探索;他以重庆城、钓鱼城和皇华城三个个案研究为例,介绍了其各自衙署的考古工作。这三个城址属于不同的类型,重庆城是古今重叠型的城址,考古发掘条件受到了限制,如何在有限的发掘面积内进行重要遗迹的取舍和保留,如何尽可能获取最多的信息是一个难点。钓鱼城则完全不同,面积广大、地形复杂、文献缺乏、遗迹残毁,如何找到衙署遗迹,成为考古工作的难点。通过宏观地形的分析、微地貌的把握,配合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和微探坑的试掘,最终确认了钓鱼城的衙署并进行了系统发掘。忠县皇华城是另一处山城,在调查中确认了内外城、城门、水军码头等遗迹,并将衙署锁定在2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袁东山研究员结合不同类型的实例,对在不同类型的城址中如何开展工作特别是对其衙署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认识。图片 7图6
秦大树教授主持并点评下午的研讨会
下午开始的研讨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主持,共有5个发言。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王建文首先报告了上海青龙镇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自2010年开始,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对青龙镇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初步厘清了青龙镇遗址的范围与重点埋藏区域。青龙镇遗址主要沿通波塘两岸分布,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格局上体现了江南水乡市镇沿河布局的特点。历年发掘了大量遗迹,出土了包括数十万片瓷片在内的大量遗物,为讨论青龙镇的布局和贸易情况提供了资料,确证了青龙镇应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港口。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又对文献记载的隆平寺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了解了塔基的建筑结构,清理了塔基地宫,获取了大量重要文物,从而对研究青龙镇的市镇布局提供了突破口,也为研究南方地区佛塔地基和地宫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报告了2011年至2016年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收获。历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围绕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布局和沿革开展了系列考古工作,重点对皇城东门和西门、西山坡佛寺遗址、宫城东门、西门和南门、宫城内重要院落等遗址进行了发掘,还对皇城城墙、宫城城墙以及城内道路等线性遗迹进行了试掘和解剖。并通过这些工作,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形制规模和主要路网布局;首次发现并确认辽上京皇城遗址存在东向中轴线的情况;明确了西山坡遗址为佛寺遗址等,初步了解到辽上京皇城遗址的整体布局和沿革,极大地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的认识与研究。图片 8图7
与会学者发言图片 9图8
与会学者发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俊杰汇报了吉林省金代宝马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通过自2013年以来的考古工作,明确了其整体的建筑布局,并清理揭露了位于城内回廊院落中轴线上的三处建筑基址,分别为回廊院落的山门和院落内的工字殿。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做工精细的建筑构件,特别在2016年度的发掘中,在山门遗址中出土了汉白玉材质的玉册残块若干,部分上书“癸丑”、“金”、“於”等字样。由此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宝马城遗址是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这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工作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于金代历史和北方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钟云、王志介绍了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的考古收获。自2013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考古计划,并于2015、2016年连续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了奉天殿基址、承天门基址和皇城内道路,并配合明中都皇城的文保工程清理了午门门洞地面、东北角楼基础、东南角楼基础、东华门城台基础、西华门城台顶部,获取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徐华烽,他介绍了故宫隆宗门西遗址和慈宁宫花园东院遗址的考古新发现。2014年8月至今,在故宫慈宁宫花园遗址中,发现了一处由桩承台、磉墩、拦土墙和夯土夯砖层等构成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明早期,废弃年代在明嘉靖时期,结合文献推测可能是明代的大善殿基址。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在故宫隆宗门西遗址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元代建筑磉墩、明代门道基址和清代排水沟等遗迹,堪称故宫元明清“三叠层”,其中发现的元代建筑磉墩可能是元大内的建筑基础。这些工作丰富了故宫的文物内涵,也对研究故宫的沿革和变迁及元明清时期古代建筑技术具有重要价值。图片 10图9
研讨会现场交流与讨论图片 11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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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新林研究员进行会议总结
九位发言人的报告结束后,孙华教授和秦大树教授分别对上下午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与会学者也分别就各位的发言进行了提问和交流。研讨会的最后,由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董新林研究员进行会议总结。董新林研究员指出,这是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报告的9个遗址,基本都是主动性的考古发掘项目,包括了古今重叠型城镇和荒野型城址的不同类型。本次会议目的是集中聚焦这一时期都城和城镇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通过集中研讨来梳理出这一时期都城和城镇考古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通过研讨会的精彩报告,我们不仅看到了跨度近千年的都城变化过程,也看到了大江南北不同区域城镇的传统特色。他还指出,城址考古发掘要明确学术目标,即首先要搞清楚城址的布局和沿革;同时要做到精耕细作的发掘和重点解剖相结合;还要牢固树立考古发掘是根本、注重多学科合作的理念。最后,董新林研究员代表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对与会的各位代表和专委会委员、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此次会议的组织、对孙华教授和秦大树教授的主持与精彩点评表达了感谢。(常钰溪、王子奇、季宇)

   
其后,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交替对日本飞鸟京苑池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该遗址为与日本飞鸟时代首都“飞鸟京”配套建设的池苑遗迹。对其的相关研究从1916年于此地发现与池苑有关的石制品开始。自1999年起,以石制品为契机,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七次。池苑遗址的形制现已基本清晰,为中部以渡堤分割的南北两个水池构成,其中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分别主持了南池和北池的发掘工作。南池平面为五边形,南北约55米,东西约60米,以卵石铺底,池壁用较大石块垒成,底部石块直径达1.5米,现存结构东高西低,最高处残约3米。池壁底部向内有宽约2米,高约0.3米的一圈台基遗迹,其中东侧、北侧台基上发现有等距离分布的柱子痕及木柱一根,怀疑原有木构建筑。原发现的石制品即位于南池南部及南侧岸上,应为一组流水景观部件。北池为南北长46~54米、东西33~36米,深约3米的狭长水域,其北侧有水道向北延伸,南北池中间的渡堤下亦有木制水管使两池相联。北池的东侧即飞鸟宫殿的方向,还发现有一片砂石铺成的广场遗迹。另外,在水道中曾有大量表示池苑机能性质的木简出土。两位学者指出此苑池的边缘均为直线,这是日本飞鸟时代的特征,可能是受百济国的影响。他们还提到,飞鸟京建设的时期日本受百济、新罗等国影响较大,到了以后藤原京、平城京的建设时期,即开始模仿中国方式,池苑变为曲池,规模也相应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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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太田古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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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众考古。考古走向大众是考古学科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然而在中国,公众考古却是近些年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而在日本,公众考古起步较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从遗址现地会、公开演讲会等等,到博物馆的模拟考古、情形再现,甚至细微到陶器修复、印章留念等等,社会大众都是可以广泛参与的。这些在中国基本上还做不到或者说没有去做,个别考古机构也只是刚刚尝试开展这些工作。所以日本公众考古的这些做法很值得中国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以学习和借鉴。

 

  本人于2014年11月8日参加第33回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公开讲演会“大道を置く”。2014年11月12日,拜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村秀典先生。2014年11月20日,拜访和歌山大学经济学部王妙发教授。2014年12月20~21日,参加金泽大学国际文化资员研究中心主办的“良渚遗址群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讲演会,发表《中国新石器時代都市山西陶寺遗迹的发掘调查》。2015年1月15~16日,在南山大学人文学部讲演,发表《近年陶寺遗迹新发现与中国初期国家的形成》。2015年2月14日,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讲演,发表《陶寺遗迹近年新发现及其意义》。2015年3月3日,受宫本一夫教授邀请,以“中国中原地区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为题在九州岛大学中国考古学会讲演。通过学术交流不仅了解了日本考古学的一些理论与研究方法,而且还与一些大学达成了互相合作发掘和交流的意向,如共同研究与调查著名的中国山西陶寺遗迹。

   
通过此次讲座,加深了中日两国考古学界的相互了解。使我们对日本古代城址建设及日本考古学发展状况等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我们今后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址提供了信息,对研究中日文化的差异亦给予了启发。此次学术报告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会上,日本学者还和我所的研究学者们做了积极的学术探讨,就我国古代城址的形制、唐大明宫太液池等池苑的情况等信息进行了相互交流,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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